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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畔 - 个人旅行故事分享 2024-11-06 11:38 6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悄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于90年代中期[1]。蓬勃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社会现象,学术界对它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文献的梳理,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特点、存在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制约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几个因素。
1 中国农民专点特展发社业合作社发展特点
近年来特别是2007年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虽然数量迅猛增长,但是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2]。在这个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哪些特点与问题?
区域分布不均衡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东部省市发展较快,而在西部地区发展数量较少,规模较小[3]。
整体发展速度快,但服务覆盖区域和内容有限[4]。从服务区域看,它们主要局限于乡及其以下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从服务内容看,服务类型简单,服务功能不强[5],主要以低成本的技术信息服务为主[6]。
产业分布比例失衡。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分布在第一产业,二、三产业的比例很小[7]。而第一产业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又主要分布在商品率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6]。
组建主体多元化[8],即农民、基层农技部门、乡村干部、农产品企业等[7],而且农民自己兴办得少,外部力量介入多[6]。
合作社规模普遍偏小,且合作社人数规模差异很大[1]。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9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大样本调查结果显示,2/3组织的正式成员数少于50户。
2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合作社运作不规范、制度设置不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按照合作社法规范运作的合作社数量很少[9],大多数合作社组建方式和内部制度安排等都与合作社的核心原则(如,国际合作社同盟确定的七项基本原则)存在明显差距[7],组织性质也发生了变异或变质,即使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比较好的江苏省也不例外[10]。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的不规范可能是由其制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合作社内部管理不规范[11],如财务与股金制度不健全、利益分配机制混乱[7],同时合作社外部发展的制度环境亦不完善[2],缺乏与外部组织合作的机会[4]。
普通社员的边缘化现象严重。从各地实践来看,小农户自发成立的合作社数量非常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少数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非小农群体[9],如生产和运销大户、供销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2],基于江苏省的调研发现,合作社负责人多由外部组织或部门的人员兼任[10]。而且,在合作社资本构成上,农民资本份额过低[12],因此在资本优势的既定结构下,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大户吃小户”的合作社[13],如,在利益分配方面,小农户只能以顾客的身份获得技术、信息和购销服务,而不能凭借惠顾贡献分享合作社的大部分盈余[10]。
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不明显或名存实亡。基于江苏省和江西省的实证调查发现,部分合作组织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和带动社员增收的能力与发展潜力不强[14],甚至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基于基层政府政策要求而突击建立的。而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发现,有4%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空壳,23%的组织仅提供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服务[15]。
3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乡土文化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乡土文化是推动还是阻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综而述之,有三种典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乡土文化的存在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熟人社会以传统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和缺乏自主建立契约化组织的文化传统限制了合作社的发展[16-17]。第二种观点认为乡土文化的存在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有与嵌入于一定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中的社会文化要素相容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18]。因此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19]。而且,亲缘关系规则(亲缘、忠诚和能力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了合作社内部治理和运营。从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发现,浙江省相当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正是这种亲缘关系与市场规则相交织的新的农村社会关系中寻找到一种有效率的均衡[1];同时,通过个案(浙北芦溪村农民青鱼专业合作社)研究发现,有利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信任、规范、网络等包括某些内生的乡土社会文化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资源的不足导致了合作社发展的问题与缺陷[18]。第三种观点认为乡土文化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不同阶段上的作用。血缘基础上的互助合作精神是当代农民合作产生的基础,但同时也是阻碍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原因[20];尽管熟人社会中以人际交往与特殊关系为基础的关系型信任是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乡土社会资源,然而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发展以规章制度为基础的制度型信任才能有利于合作社的长远发展[18],因为传统乡土文化缺乏作为现代经济伦理意义上的、平等合作的精神与经验[20]。
3.2 政府介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介入。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时期,基层政府采取行政介入的方式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是把合作社变成执行政府(经济、社会)政策的代理人,如同政府机构的延伸却会阻碍它的发展[9]。现有文献主要就政府介入合作社成立与发展过程的原因、途径与程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农民合作虽然具备了客观必要性,但由于农村精英流失与权威缺失、农民自身素质与传统因素制约、以及农民特殊的比较选择公正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理性农民却更多地选择不合作,因此破除农民合作的“主客观选择悖论”离不开国家力量的强有力介入[21]。同时,目前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制度安排虽然比较健全,但是部门和资本在农民合作社发展问题上已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单纯靠规范合作社治理结构和单纯依靠农民自发合作的扩展并不现实,因此,阻止部门和资本自求其利的状况与增进农民对管理合作社的规范的了解都需要政府的加入[13];政府介入的途径与程度。从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状况来看,在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时,政府应该从数量为重转向以数量与质量并重,正确处理“规范”与“发展”的关系[14];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对合作社的微观扶持应转到完善合作社立法、税收优惠、信贷支持、技术援助、教育和培训等宏观层面上来[14];在政府介入程度上,政府对合作社的推动和扶持需要与农民发展经济提高组织化程度的强烈愿望及主体地位和作用有机结合[7]。
3.3 农民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农民自身具备的条件也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带来的根本性的影响。
农民文化程度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文化素质低或受教育年限并不妨碍农民参与合作社[22];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户的文化程度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需求呈负相关关系[23];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基于沿海地区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加入合作组织有较明显的积极性[24]。究竟哪种观点更科学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农民家庭特征与合作社发展。兼业农户和离农户的增加、不愿与别人分享集约种植技术的有生产经验的农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合作社的形成与发展[24];同时农村贫富差距与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需求呈负相关关系[23]。
外部援助促进了农民对合作社的参与[23]。有关部门提供的服务 (如组织农业科技学习、推广农业科技、代销农副产品等较积极的外部环境)及农村合作性质的组织的存在对农民的合作需求产生了积极影响;
农民市场主体地位的残缺性阻碍了农民的组织化[25]。农民组织化和发展合作经济是以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以及社会交换关系的发达为前提的,而这一前提的获得,是需要确立农民在经济市场化过程的市场主体地位,促使其个体主体的“主体性自由”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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