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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畔 - 个人旅行故事分享 2024-11-06 11:10 1
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佛教入中国,远在东汉初年,或尚在其前。
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其事始见于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序等书,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最先之传入。或其事尚可前溯,然要之于中国社会未见影响。
惟佛法之流布,则直到汉末三国时代而盛。其时则多为小乘佛法之传译,高僧多属外籍。
如安世高、支楼迦谶、康僧会之类是也。中国僧人见于慧皎高僧传者以朱士行为最早,然已在三国时。知其先佛法极少与中国上流学术界相接触。
东晋南渡,佛学乃影响及于中国之上层学术界,其时则僧人与名士互以淸谈玄言相倾倒。
如竺法深、支道林其着也。殷浩北伐既败,大读佛经,欲与支道林辩之。孙绰以名僧七人匹竹林七贤。道贤论。此名士与僧人合流之证。
故深公评庾亮,谓:「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庾冰创议沙门宜跪拜王者;桓玄继之,并主沙汰沙门。至宋、齐,此二议皆曾为朝廷采纳。庾、桓两家,固与名士淸谈气味不相投。可知东晋僧人,实与名士站在同一路线,一鼻孔出气也。
直到南朝,梁武帝信佛,而佛法遂盛极一时。其时京师寺剎,多至七百。宫内华林园,为君臣讲经之所;宫外同泰寺,为帝王舍身之区。梁武帝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南齐竟陵王,亦先有其事。
此后陈武帝幸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年,亦在弘法寺舍身。为无遮大会,道、俗会者五万。中大通元年。郭祖深舆榇上疏,谓:「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荀济亦上疏云:「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此等皆由大群体政治观点排斥佛敎,即唐代韩愈亦然。反而论之,大群体政治有办法,佛教自会衰落,则为宋代欧阳修之本论。自理学家起,则是为新儒学。
以前的名士们,感世事无可为,遂由研玩庄老玄学而曲折崇信佛法。现在如梁武帝,则是大权在握,正可展布,却由崇佛而致世事败坏。以前如阮籍、嵇康等,皆是政治上不得志,遂转向庄老。梁武帝高踞帝位,岂得崇奉出家人法?
北方五胡君主,崇佛尤殷。最著者为石勒与虎。之于佛图澄。
五胡虽染汉化,其浅演暴戾之性,骤难降伏,一旦锦衣玉食,大权在握,其临境触发,不能自控制者,最大有两端:一曰好淫,二曰好杀。惟佛法,适如对症之药。人自慕其所乏,故五胡君主于佛法所尝虽浅,而敬信自深。
《高僧传》谓:「竺佛图澄西域人。悯念苍生,常以报应之说,戒二石之凶杀,蒙益者十有八、九。」支道林谓:「澄公以石虎为海鸥乌。」又五胡君主,自谓本胡人,当奉胡教。
《高僧传》又谓:「佛图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中书著作郎王度奏禁之,石虎下书曰:『度议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宜奉。朕生自边壤,君临诸夏,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辽、金、元、淸四朝奉佛,皆带有此两因缘。
稍后至姚兴迎鸠摩罗什,而北方佛法如日中天。
罗什,龟兹人?苻坚先命吕光将兵西征,欲迎之,适坚被杀,罗什停于凉州。直至姚兴敦请始来。兴既托意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自远至者五千余人,坐禅者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大乘经典之宏扬,亦多出其手。《高僧传》:「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僧佑著录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自此以往,佛学在中国,乃始成为上下信奉的一个大宗教。
原佛学流行,固由于当时时代之变动,而尚有其内在之条件。第一佛法主依自力,不依他力。
世界诸大宗教,率本天帝神力,惟佛教尊释迦,则同属人类。此与中国儒家,尊崇人文历史、敬仰古先圣哲之教义大同。亦复与道家彻底破坏天神迷信之理论不相违背。释迦之可尊,在其「法」,故佛家有「依法不依人」之教。
当知得此大法者不止释迦一人,故佛书屡言「诸佛」,又言「人皆有佛性」,则尽人皆有可以成佛之理,此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义又相似。
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
诸教率向往尘俗以外之天国,故其精神率主出世,而又同时亦兼带一种浓重的个人主义。佛法虽亦主有一「湼槃」境界,但同时主张「三世因果轮回报应」。人生宿业,纤微必报,故主于当身修行,勇猛精进。又佛义主张「无我」,一切以因缘和合为法,故「众生不成佛我亦不成佛」。
又曰:「生死即湼槃,烦恼即菩提。」如是则成为一积极的救世主义者。此与诸教主张个人出世、以天国为乐园者自别,亦复与中国庄老道家一派有厌世、玩世意味者迥异;此又与儒家侧重大群主义之人文教相似。
故佛教在其消极方面,旣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积极方面,亦可与中国儒家思想相会通。
其时名德高僧如慧远、僧肇之徒,皆精研庄老义,而释道安二教论广弘明集,卷八。乃抑老于儒下。此后竺道生「一阐提亦具佛性」与「顿悟成佛」之说,更为与儒义相近。谢灵运和之,其与诸道人辨宗论广弘明集卷十八。以孔、释两家相拟立论。
而孙绰喻道论乃谓牟尼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是其时名士僧人,又俱黜老崇孔。故其先兼通老、释,至是乃并拟儒、佛。此种界线,大体相当于晋、宋之际,可以僧肇与生公时代为划分。
而当时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积极的正因,则由其时中国实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种诚心求法、宏济时艰之热忱是也。
其间品德学养尤著者,如道安,常山扶柳人,师事佛图澄,居河北,后南投襄阳,遂赴长安而卒。道安为中国第一个严正的佛徒,(其先如支道林等,只是出家的名士。)其徒众南北分张,始为佛敎树独立之地位。
如僧肇,京兆人,师事鸠摩罗什,为什门四大弟子之一。早死,其所着肇论,为极精卓之佛敎论文。如慧远,雁门楼烦人,道安弟子,高隐庐阜,始开佛敎讲坛,为南朝佛敎大师。如法显,平阳武阳人,西行求法,先后凡十五年,为我国至印度第一僧人,足与后来玄奘西行相媲美。
如竺道生;巨鹿人,学于鸠摩罗什,亦什门四大弟子之一也。后为南方佛敎大师。此等皆以极伟大之人格,极深美之超诣,相望于数百年之间。盖以当时中国政教衰息,聪明志气无所归向,遂不期而凑于斯途。
此皆悲天悯人,苦心孤诣,发宏愿,具大力,上欲穷究宇宙真理,下以探寻人生正道,不与一般安于乱世、没于汚俗,惟务个人私期求者为类。故使佛教光辉,得以照耀千古。
若仅谓佛讲出世,与一时名士淸谈气味相投;而社会民众,亦以身丁荼毒,佛讲未来,堪资慰藉;并出家可以逃役,即获现实福益。凡此种种,固亦当时佛法盛行之世缘,然论其主要原因,则固在彼不在此。
故当时之第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儒统貌异神是,乃同样求为人文大群积极有所贡献。
惟儒家着眼于社会实际政教方面者多,而当时之佛学高僧,则转从人类内心隐微处为之解纷导滞,使陷此黑暗混乱中之人生得宁定与光明;则正与儒家致力政教之用心,异途同归也。惟此等高僧,亦多兴起于北方,南方则受其波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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